一、 引言

海外能源利益是一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参与国际能源合作而产生的、存在于本国领土范围以外的合法利益集合体，包括海外能源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等。^①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出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不断拓展，其种类愈加丰富、覆盖地域愈加广泛。发展至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外能源利益大国，拥有超大规模海外能源利益已成为一个“新现实”。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在全球的延伸与显现，增大了其遭遇风险的可能性，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正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保护我国海外金融、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商业利益。”^[1]99

随着能源安全重要性的提升，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问题也逐步受到重视，保护行动在多层面展开，专门性且有一定系统性的研究开始出现。自2004年以来，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研究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2008年，张志正式提出“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②的命题，他认为“如何充分发挥能源外交的作用，保护和拓展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能源利益，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课题”^[2]。2013年，李涛系统探讨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拓展与维护问题，并表明其研究动因是“鉴于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及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在中国国家安全格局中的重要性”^[3]。2014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起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讨论，重点评估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安全需求及其与“不干涉”政策之间的关系，在该讨论中，首次出现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英文表述“Chinese overseas energy interests”。^[4]2015年，于军等人深入剖析了中国海外能源资源利益的内涵，强调“如何有效地获取海外能源资源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5]89。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海外能源资源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日益凸显。2020年，张学儒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维护与拓展”问题，明确提出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应有之义”。^[6]2021年，Andrea Ghiselli在其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专著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问题，指出“这是理解中国在海外能源安全方面外交政策的关键”^[7]。可见，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价值正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全球能源转型大势所趋以及中国在能源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的背景下，除传统的海外油气资源利益以及由其衍生的海外通道、管道、人员安全等问题持续受到关注外，中国海外新能源利益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等，也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8]234 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能源安全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超大的复杂体系，这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是由被动国家安全观向积极国家安全观的升华。”^[9]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是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理论。^[10]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构建起理解中国安全问题乃至全球安全问题的系统逻辑，同时也赋予了各界分析和应对各类安全问题的“思想武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问题，具有显著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本文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尝试搭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首先，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考察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面向”与“关系网”，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明确利益保护的对象；其次，借助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厘清保护的原因；最后，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探索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的实现路径，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提出保护的建议。

二、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审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提供新视野

中国对海外能源资源长期大规模的需求、中国企业在海外能源市场的大量投资、中国能源产品和技术的“走出去”并在海外广泛销售，共同推动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持续拓展。现有研究多从能源安全角度出发考察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却未能充分辨析二者之间的差异，忽略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自身的特性；同时，视角的单一性也导致认识上存在局限。明确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内涵，构成思考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问题的第一重逻辑。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系统审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一） 全面系统认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宽广的国际视野、宏大的战略视野，体现出全局性、前瞻性和发展性，强调要“善于运用唯物史观，从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中”^[11]思考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8]235这为全面系统认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内涵和外延看，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已经从单纯的油气资源购买，延伸至海外能源投资与全产业链布局，拓展到与新能源发展相关的关键矿产资源进口和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出口，并衍生出与之关联的海外能源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从时空领域看，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地理覆盖范围空前扩大，目前遍及全球，甚至延伸至极地、深海、外太空等高边疆地区，其内容既涵盖传统的化石能源产业领域，也涉及与新能源相关的供应链、产业链等新兴领域。从内外因素看，国内外形势的演变成为影响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发展的新变量。中国已步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从注重“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伟大变革的鲜明特征”^[12]，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与此同时，推动能源转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已然成为世界大势，中国作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3]的承诺。在此背景下，当前围绕碳减排、碳达峰、碳中和出现多层次的“碳博弈”，兼有国家间的博弈、行业间的博弈、企业间的博弈。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既包括了“硬”利益的内容，也囊括并不断丰富“软”利益的内涵。其一为海外能源政治利益，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建立能源战略合作关系；防止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实现普遍核安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深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其二为海外能源经济利益，包括：维护国际能源价格与市场稳定，保障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能源资源投资和项目运行，构建并巩固中国在海外的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其三为海外能源安全利益，包括：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能源资产安全、海上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跨国油气管道的安全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等。其四为海外能源文化利益，体现为中国通过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全方位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等一系列举措，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二）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与各领域安全密切相关

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向的并非一时一域的安全，而是强调“大安全”理念，其内容“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而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14]8。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几乎与每一个领域的安全都密切相关，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战略价值。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直接关系中国的军事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15]54能源的持续获取和稳定供应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性能力构成之一，是保障军事装备有效运转、军队在战争中获胜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能源供应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局部冲突等因素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紧张，这对我国物资储备体系提出了新要求”^[16]，尤其在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必须“研究制定军事能源转型战略，统筹军事能源转型与国家能源、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同步发展”^[17]。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安全。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为各行业提供光、热、动力及原材料等支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离不开能源的持续稳定供应。因此，从中国经济建设大局出发，“宏观经济方面要防止大起大落，资本市场上要防止外资大进大出，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上要确保供给安全，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18]。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能源安全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最重要的安全之一”^[19]。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还涉及中国文化安全。随着中国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际舆论场上出现了一些杂音和噪音。例如，围绕中非能源合作，部分西方媒体刻意抹黑中国，炒作所谓“搞新殖民主义”“让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等论调；针对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的进展，西方舆论又渲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美国等国甚至炮制“中国电动汽车威胁论”，企图通过“泛安全化”手段破坏中国海外能源形象，遏制中国发展。对此，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20]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与中国社会安全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11在能源领域，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已经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能源的依赖加深、需求提升，且不断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能源安全已成为“人民美好生活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21]31。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关涉中国生态安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时代强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22]。推动能源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含“新”量、含“绿”量，实现高质量、可持续、更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属于中国资源安全的重要内容。2016年1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强化矿产资源宏观管理，“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将石油、天然气、煤炭、稀土、晶质石墨等24种矿产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23]，致力于“塑造资源安全与矿业发展新格局”^[24]。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亦为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的背景下，海外利益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25]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项目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超过40%，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能源国际合作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6]。能源资源类行业因其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中安全风险较高的领域。

此外，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还涉及科技、核、太空、深海、极地、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安全。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导致全球能源消耗上升、碳排放不减反增”^[27]。总而言之，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全局，“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11-12。

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评估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风险提供新工具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地域覆盖上的全球性、行业呈现上的多样性、主体分布上的多元性、数量规模上的超大性、牵涉领域上的广泛性、时态差异下的变化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所遭遇风险挑战的复杂性。 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从“外部风险”谈“保护”，缺乏对风险及其成因的整体性、深层次和关联性辨识。 辨识海外能源利益及其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厘清保护的原因，构成思考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问题的第二重逻辑。 习近平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 …… 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 ^[28]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客观评估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风险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一） 综合考察外部风险与内部挑战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本质上是位于中国领土范围之外的事关中国国家、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其典型特征是利益的本体和风险“两头在外”，既主要受制于外部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也与国内能源治理水平密切相关。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演变为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带来多重风险挑战。近年来美国掀起同中国的大国竞争、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等行为，恶化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整体生存环境；乌克兰危机爆发、巴以冲突升级、缅北局势动荡等层出不穷的地缘政治事件，冲击了世界油气主产区的能源生产与国际油价稳定，影响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对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构成威胁；能源合作对象国的政局不稳定、法律政策变更、社会治安恶化等，也直接危及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从内部环境看，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存在能力需补足短板、国家形象建设有待加强、企业素质与维权能力不足、重视“有形利益”而忽视“无形利益”等问题。^[5]112-119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9]4这也对强化中国能源治理体系与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 统一认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挑战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内外联动性，要求必须统一认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挑战。“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30]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中国的能源建设与国际合作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拓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能源事业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21]233。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高质量用能需求不断提升的态势，无论是中国传统油气资源的进口通道，还是中国新能源所需关键矿产资源和产品的进出口通道，其安全均需得到切实保障。国土安全“是指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海洋权益及边疆边境不受侵犯或免受威胁的状态”^[31]。当前，中国国土安全面临的形势较之以往更为复杂严峻。外部势力妄图干涉中国内政，频频插手台湾问题，阻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推动南海问题地区化、国际化、军事化、安全化，威胁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威胁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存在“回流”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连接海外、满足人民能源需求的海上通道和陆上管道面临现实风险点。

（三） 系统审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全球分布使其面临全球性安全威胁，处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复杂环境中。一方面，威胁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传统安全问题始终存在。传统安全问题主要与“军事威胁”相关，被用于指涉“高级政治”议题，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32]世界能源资源的主产区往往是大国博弈和政治角逐的重点区域，矛盾交织，利益纷争不断；同时随着大国竞争态势抬头，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对国家乃至人类整体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包括经济、社会、科技、信息、环境等领域的安全”^[33]，往往指涉“低级政治”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跨国性、不确定性、突发性、扩散性、互动并生性，“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34]。“与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前两者的局限，实现了对两者的整合与提升”^[35]，要求系统审视传统能源安全与非传统能源安全威胁。

（四） 深度透析发展问题与安全风险挑战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既要实现安全的发展，也要保障发展的安全；既要在发展中加强保护，也要在保护中促进发展。首先，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安全需求随着发展需要而日益凸显。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全球能源资源地理分布不平衡，即国家发展与人民发展所需的能源资源数量与国内的拥有量、生产量不匹配，必须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需求缺口。其次，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本身的发展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其安全性。无论是能源行业发展状况，还是地域发展状况，都直接关系到能源安全状况。因此，在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发展和拓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在保护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过程中，要始终明确保护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最后，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多源于发展问题。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很多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赤字”的存在，即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36]。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大安全”观，“是将安全与发展融为一体的安全观，是兼顾内外的安全观”^[37]。要有效应对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可能遭遇的风险和挑战，就必须辩证地把握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五） 整体衡量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挑战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虽属中国所有，但产生于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交往、互利共赢过程中，内嵌于中国和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生”“共有”的属性。因此，在评估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所面临的风险时，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不只是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例如，全球气候危机即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不仅影响能源消费国利益，也直接关联能源供应国利益。针对全球气温的连续升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经到来。”^[38]减排、降碳、绿色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肩负的责任，也是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发展与安全挑战。当前世界正处于“从一次能源直接利用向二次能源安全高效利用转型、从传统高碳化石能源利用向绿色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利用转型、从单一能源多样化利用向多品种能源智慧融合利用的第三次全球能源转型阶段”^[39]。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对能源供需双方利益均构成威胁。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延宕、巴以冲突升级等烈性冲突，在冲击传统能源主产区生产和国际能源价格的同时，也改变了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影响国家间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这些都不是中国一国独有的风险挑战。其他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海盗等威胁，同样牵涉多国、地区乃至全球的能源利益。

四、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保护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提供新指引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不断拓展、影响日益增大，与之相伴随的是层出不穷且真实存在的各类风险挑战，迫切需要探索实践导向明确、多元高效的保护路径，这构成了思考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问题的第三重逻辑。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百年奋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40]，富有实践伟力。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加强科学统筹”^[14]8，为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提供了新指引，有助于加强其思想保障、体制保障和机制保障，从而分析出切实有效的保护路径。

（一）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领事保护与军事保护相互配合

领事保护是国家维护公民和法人海外权益的主要路径，军事保护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是指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正当权益被侵犯或者需要帮助时，驻外外交机构依法维护其正当权益及提供协助的行为。^[41]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最新数据，中国已与183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践行外交为民的根本宗旨，着力推进“海外民生工程”建设，搭建起了一个全球性的领事保护网络。针对数量庞大的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主体及其日益增加的权益，完善领事保护的“事前预防机制、事中应急机制、事后善后机制和后勤保障机制”^[42]，不断提升中国领事保护的能力和水平势在必行。然而，领事保护也存在局限性，其主要面向“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重点关注的是人身安全，对具体物质利益的保护能力有限。这突显了军事手段在维护国家海外能源利益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指出，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在增多，“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43]。因此，中国军队应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军事安全合作，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的国际安全合作。新时代，除了维和、出访、撤侨、护航、救援、联演联训等传统行动外，还要不断拓展中国军事力量海外非战争运用的渠道和“场域”，配合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改善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生存环境，保护其安全。

（二）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促进官方保护与社会保护相互协同

保护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官方保护是主渠道，社会保护也正在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从官方层面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力支撑下，中国驻外领事机构数量逐渐增加，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公安部等均为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主体，军队、警方的参与度也日益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显著增强。外交部、各级地方外办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发挥枢纽作用^[44]，统筹资源、协调各方，典型代表如“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已实现常态化运作，领事保护中心承担了大量保护职责，各地方政府也逐步形成特色保护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力量无法“事事包办”，尤其在敏感领域和地区，其介入的时机和范围有其限度。这就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企业及行业自发组织起来， “抱团取暖”，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实现“有组织的维权”。近年来，民营保安公司的发展备受关注。目前，中国民营保安公司仍处于走出国门开展海外业务的初步探索阶段，无论是提供海外安全服务的公司数量，还是服务的质量，都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45]因此，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推动官方保护与社会保护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在宏观、中观、微观各层次丰富保护形式，打造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的“工具箱”和全员参与保护的格局，以适应形势变化和突发状况，实现最佳保护效果。

（三）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硬实力保护与软实力保护互补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对保护力量的需求千差万别，需要在发挥“硬实力”的作用的同时，重视“软实力”手段的运用。“硬实力”通常指与一国军事、经济和科技等显性力量直接相关的国力元素。在对海外能源利益保护中，中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始终保持审慎态度，坚持“性质上的和平性、方式上的合作性和结果上的互利性”^[46]。例如，从2008年起，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就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并获得索马里政府同意；2017年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毗邻“世界油库”和海上能源咽喉要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47]。近年来，美国对华发起大国竞争，实施“贸易战”“关税战”，影响中国光伏、锂电池、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出口，中国果断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反击，绝“不会为了迎合或满足其他国家不合理的要求而放弃自身合理的发展利益”^[48]。随着科技进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用于监测和识别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风险，提供及时的预警和防范服务，并赋能应对方案的选择和制定。“软实力”被视为“一种能够影响他者偏好的能力”^[49]，在国家、企业、个人层面有不同的表现，是一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赢得认同和支持的“同化式的实力”。从战略学角度看，“软实力”手段采用的是一条“间接路线”^[50]，需要长期积累和投入。习近平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51]在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中，应通过提出兼顾各方利益的倡议、开展对外援助、能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和企业形象等举措，确保中国能源利益的持续安全。可见，硬实力保护与软实力保护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领下进行综合运用、灵活运用、恰当运用。

（四）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国家保护与国际合作相互协调

国家是海外能源利益最重要的承载者和维护者，需要扮演好利益评估者、原则审视者、现代化治理者三重角色。国家负责调动和协调各方力量，通过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法律、宣传等途径对海外能源利益进行保护。同时，国家积极开展能源国际合作，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国海外能源利益是在国际合作中生成的利益，也应在国际合作中得到保护，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本质是 “合作的安全”。2014年，面对能源供需新格局与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一个合作’就是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1]4。中国“坚持推进国际共同能源安全，彰显大国担当，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能源安全观，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推动构建更加有序、合作共赢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21]13。中国所致力的全领域国际能源合作，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所有能源领域；合作贯穿全链条，涉及能源资源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环节；合作主体覆盖全面，包括相关国际组织、对象国家、能源企业、地方社区等；合作范围具有全球性，遍及世界各大洲、各大洋乃至极地、深海、外太空等人类所及空间。在这些合作中，中国一方面需要提升在全球能源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争取更大话语权与主导权；另一方面也应为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提供新的方向与动力，推动其革新与发展。^[52]引领国际能源安全合作，将自身能源利益融入全球、地区、对象国的利益之中，在合作共赢中促使国际社会重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借助国际社会力量，形成内外联动的保护合力。

（五）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法律保障与宣传教育共同支撑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具有战略性、长期性特性，应持续推动其朝着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推进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拓展，还是开展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都应依法依规进行，确保其规范性和合法性。首先，有必要不断完善中国能源领域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体系，为各类海外维权行动提供法律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旨在建立统筹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云开体彩下载官网首页的工作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健全涉外司法审判制度、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29]32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施行，明确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53]，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其次，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应完善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风险宣传教育机制，推动关口前移。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各个层面的常态化宣传，提高海外能源利益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觉性；通过各类培训，增强主体获取风险信息的能力，提升研判国际能源安全形势、对象地区和国家安全局势、各种易发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各类主体应对风险挑战的实战能力。作为“走出去”的主体和国家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中资企业的应急处置能力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的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十分关键。^[54]最后，在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的整个保护过程中，专门云开体彩下载官网首页贯穿始终。中国迫切需要开展海外能源利益安全系统研究，设置海外能源利益保护的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熟知相关领域事务、具备相关素养的专业人才，为有关保护活动提供知识积累、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五、 结语

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研究议题，目前尚未获得系统的、充分的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其宽广的战略视野、深邃的历史思维与突出的整体观念，为分析和理解该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审视中国海外能源利益安全问题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在纵向上追求深度，在横向上拓展广度，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时空场域之中进行历史性的、关联性的考察；在评估中国海外能源利益风险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兼顾、总揽全局，为整体辨识深层次、多类型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工具；在推进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实践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中国安全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依托其内含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和创新思维，有效统筹各方保护力量、各类保护资源、多重保护机制，有助于析出实践导向明确、多元高效的保护路径。总之，在新时代，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谋划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海外能源利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相关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与整体发展大局。

注释:

① 关于海外能源利益的概念，目前学界所做讨论较少，只有张志、李涛、于军、张学儒等少数学者的研究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这一问题，主要将之作为一个共识性概念直接使用，其中基于能源安全视角对之进行审视的研究成果最多。本文遵循“国家利益—海外利益—海外能源利益”的思路，尝试对海外能源利益的概念进行界定。

② 虽然在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海外能源利益作为中国海外利益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反复被提及，但是专门将之作为研究主题的成果并不多。由于“能源安全维护”或者“经济安全维护”都不能与“海外能源利益保护”直接划等号，所以将能源安全或者经济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为中国海外能源利益保护问题正式提出的依据也存在明显争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