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个概念。文明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文明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文明与历史统一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历史，历史活动的积极成果最终构建了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唯物史观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最为彻底地揭示了内嵌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人类文明及其形态的历史演变，是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坐标。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聚焦文明形态、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的历史合理性与世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阐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含义考量与意识形态向度

当今，世界格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是跟在资本主义文明后面亦步亦趋，还是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样态？面对这一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认为“文明”的内涵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野蛮”或“原始”相对，指人类社会区别于蒙昧而趋于开化的进步状态。二是与实践活动相联系，指一定时期内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制度、精神等各种积极成果的总和。“文明是实践的事情”^[2]，但绝不是说人类开始从事实践活动时便形成了文明；更为确切地说，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整体成果指涉的是“文化”，而只有“结晶”“积极成果”才形成“文明”，也只有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才形成文明社会。对此，习近平强调：“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3]1因而，在产生的时间顺序上，文化在先，文明在后。当今，文化与文明共时而存，文化是文明的前提，文明是文化的高级形态，两者同中有异、相互影响。三是表示特定的历史单位，如新石器文明，在这里，文明指的是某种状况，用来描述某种进化状态，这是对“文明”的扩展使用。

形态，即事物存在的状态，或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文明形态是对文明发展状态的反映。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统一性，文明形态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同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文明形态是内嵌于社会形态之中的文明发展样态。社会形态在总体上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的发展过程。社会形态决定了文明形态的转型和基本走向，不同的社会形态既意味着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文明形态，也意味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

文明新形态指的是特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新的文明类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为制度本体、以现代化为发展动力、以中华文明为文化基质、以共产主义为终极指向。

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史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中国形态。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属性和根本规定，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形态，而是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模式的路径依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主体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与此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古代、近代中国的文明形态，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结出的文明之果。

从现代化的发展史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文明新形态。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更是文明结构的系统性变革。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动力，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文明与现代化进程的辩证统一。它一方面超越传统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另一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对抗性，既遵循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规律，又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赋予现代化以新的文明内涵，使现代化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核心引擎。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样态。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在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等价值追求上高度契合，用社会主义文明激活中华文明，能使中华文明彰显出巨大的现代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深厚中华文明底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中华优秀文明基因，批判吸收“世界大同”的全人类价值情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等，是中华文明精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融合的结果，赋予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生机。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共产主义文明的过渡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这并非文明进程的终点，而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4]而这个“转变时期”在人类文明形态上就是从资本主义文明过渡到共产主义文明的时期，就是趋向于共产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共产主义为前进航向，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是在现有前提下不断消灭和扬弃现存文明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向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前进的过渡性文明样态。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高度的文明，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向度

文明并非抽象的精神现象，而是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状态，是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呈现，“文明形态的历史嬗变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5]。“当文明成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特定表达形式时，便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且能够在话语的基础上生成意识形态权力。”^[6]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文明形态置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坐标系中考察时，就能清晰地看到文明形态始终与意识形态保持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而社会形态是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中介。

社会形态是特定生产方式的制度化表达，它既是文明形态的物质基础，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历史内容。当代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方位下文明形态与意识形态辩证运动的必然产物，其意识形态属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次伟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变革。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表述载体，意识形态总要通过话语这一物质外壳来传达其内在含义。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长期以来，资本主义文明占据话语霸权，炮制了“现代性=资本主义”“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话语。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垄断的的意识形态叙事话语的简单修正，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指导下，在深厚的实践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崭新理论论断，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表达，标志着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上构建起了新型文明解释框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

其次，从意识形态权力生成的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叙事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颠覆，并在此基础上转化为现实的意识形态权力。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概念替代，而是表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性转移。意识形态话语权转移的本质是不同文明形态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历史方向的较量，具有更替社会形态的功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文明话语中的必然呈现，也是历史从资本主义文明向更高形态过渡的意识形态先导，其所带来的话语权转化的深层动力源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比较优势。

再次，从意识形态实践形态的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形态”^[8]，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展开。一方面，人类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正确的意识形态来引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原则规范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一项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深深地熔铸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明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其能够把握文明发展规律，“人民性”确保文明进步惠及最广大群体，“实践性”推动文明形态持续创新，“开放性”则使这一形态能够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又不断检验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其获得持续发展的现实生命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实践，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具体实践，验证了“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可行性。与此同时，在构建新型文明形态过程中暴露的新矛盾倒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话语创新。数字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高质量发展与公平效率关系等促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出“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等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这种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是抽象的观念体系，而是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质变飞跃，由观念上层建筑转化为推动文明形态演进的具体历史实践。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实践性超越。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更关键的是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提供了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方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现实解释力与历史主动性。这一历史进程充分证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群众”并转化为文明变革的强大物质力量的生动体现。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意识形态超越

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体系，一定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状态、模式和方向。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恩格斯贯彻历史辩证法原则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既充分褒扬资本主义的“文明面”，也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性。一方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1]35，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12]147，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平等剥削，它以私有制、资本扩张和个人主义为核心，其意识形态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资本增殖逻辑”、价值观层面的“普世价值”、发展理念层面的“单极突进”与对外交往层面的“侵略扩张”，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建构。

马克思将文明置于“活动”“历史”“进程”中理解，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但不承认其永恒合理性，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必然要被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超越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并超越了其固有缺陷。我们要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突破资本主义文明的窠臼、何以拨开资本主义文明的迷雾，进一步阐述其科学性与先进性。

（一） 在经济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民至上”，超越资本增殖逻辑

坚持资本增殖逻辑还是“人民至上”，是资本主义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不同的逻辑起点。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具有剥削性质和对抗性质的文明形态，它将资本的增殖与逐利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动力。在资本增殖逻辑的统治与支配下，资本主义文明势必受制于资本、听命于资本、服务于资本，而资本与生俱来的剥削、掠夺、扩张本性，使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受剥削、被统治的地位。唯物史观视域下，文明形态的演进始终围绕着“人的解放”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而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的解放”具有内在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必然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使文明进步真正回归人的本质需求。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从生产力变革的维度来看，生产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文明形态变革的实质和核心是生产力的变革。资本主义文明在打破封建桎梏的过程中，确实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36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1]37，资本主义文明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随之不断激化。这一矛盾在当今时代表现为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但因资本的逐利本性，寡头垄断现象层出不穷。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其“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3]544，因而在资本主义文明框架内，其根本矛盾无法得到解决，资本主义文明必然要走向灭亡并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替代，这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恰恰是这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从人的发展维度考察，资本主义文明使个人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中解放出来，从土地的束缚、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救出来，打破了“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14]52发展着的生产能力，赋予了人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依附于抽象的金钱、货币、资本，是单向度、畸形化的独立性，是“物化”的人的独立性。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的逐利本性从根本上颠倒了物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不断地攫取利益，绝大多数劳动者屈从于物的统治，逐步沦为机器的奴隶而失去其主体性和独立性，劳动甚至成为支配自我的异化力量，出现了工人劳动得越多就越贫穷的文明悖论，资本主义文明的有限性显露无疑。

马克思用人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发展形式来揭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他指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4]52唯物史观揭示的文明发展规律表明，文明的最终指向是人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从“物的依赖性”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的跃迁，必须以扬弃资本逻辑为前提。人类文明新形态推翻了资本—雇佣劳动奴役关系的统治，将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这种物化关系的破除，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致命劣根性，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前提。

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它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与资本主义文明中“物化”的人根本不同；它坚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双向互动，与资本主义文明为了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个人的发展根本不同；它旨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资本主义文明为少数人谋利益根本不同；它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资本主义文明中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根本不同。

“人类更高文明形态的变革，从根本上要依托于更高层次的物质生产变革。”^[15]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加速迭代，智能技术呈指数级发展态势，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势必会对文明形态产生深刻变革。这一变革具有“双面镜”效应，一方面可能强化资本支配，另一方面也会为新文明形态提供物质基础。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想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必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与管理，使社会主义物质生产方式迸发出更为强劲的力量。

只有当一种文明形态能够实现人类自由本质时，能够真正服务于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时，才是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文明形态，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这样一种文明形态，它提供打破资本主义“唯一选项”幻象的实践证伪，为人类解放事业开辟新的可能路径，并且必然会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

（二） 在价值观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代“普世价值”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3]550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展，这一过程由于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根本局限性而势必需要“普世”的意识形态输出。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文明将资本主义语境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词汇标榜为整个世界的价值取向，并赋予其无限的“正当性”，甚至将其看作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甚至终点，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推广。从其本质来看，资本主义文明催生的“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服务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增殖的意识形态需要，维护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资本主义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并未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角度去探讨文明问题，而是以“抽象人性”为基础，将人剥离具体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建构出永恒不变的价值理念。马克思认为，这种“人”“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16]，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这种抽象人性论在价值观上表现为双重谬误：一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诉求伪装成超历史的永恒真理；二是用“天赋人权”等先验概念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真实的剥削关系。

“普世价值”并未从人类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更替的宏观视野中考察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的发展趋势，而是将资产阶级自身的价值取向冒充为普遍的价值，并打着“普遍”的旗号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1]42。“普世价值”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只是表面功夫，只是少数人的权利，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目的，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内在驱动力，而非为了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普世价值”无法真正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无法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未来走向做出科学回答，无法真正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

“普世价值”试图虚伪地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经济进行盘剥、思想进行宰制和奴役的事实，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的剥削，具有虚伪性。将“普世价值”普遍化不过是资产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的意识形态和概念上的幻象，无法真正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囹圄，反而陷入了绝对化和虚无主义的窠臼。

为了全面回应资本主义的思想霸权与价值观输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现实的人”为价值主体，实现了价值基础重构，从根本上解构了“普世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革命性突破。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这一科学论断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基石。一方面，它承认价值主体总是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具体人群；另一方面，它揭示价值内涵必然随社会关系的演变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取代“普世价值”的具体结果表现为，在国际社会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内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良性互动、协同并进。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永恒真理”的神话，彰显了价值范畴的历史具体性。真正的共同价值必须包含具体的内涵，而非建立在抽象理念或先验原则之上。习近平深刻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8]“民主”价值在国际上表现为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内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种价值建构方式既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又在价值主体上立足于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各民族国家的具体人群，在价值诉求上承认各民族国家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对“共同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具有各自的特色，从而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使价值观真正回归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实现了理论彻底性与实践有效性的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向了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合作共赢的未来图景，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文明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立足于现实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真正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兼具理论彻底性与实践有效性，才能将价值理想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反对的并非自由、民主、平等等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是反对带有资本主义底色和剥削图谋的“普世价值”，反对打着“普世”的幌子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制度模式进行强制输出、扩展渗透并将其视为唯一性的普世主义价值观。

（三） 在发展理念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多级并跑”理念，摒弃“单极突进”理念

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产力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资本的趋利本性使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文明要素无法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往往要以牺牲其他文明要素为代价，西方意识形态甚至将这一片面的、单极的发展方式视为资本主义积累财富的必然路径。人类文明新形态摒弃这一发展理念，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文明之间的科学平衡，推动文明演进策略从“单极突进”向“多级并跑”转型，坚持五大文明要素的辩证统一，拓展了文明形态发展的新道路。这种复合型文明发展理念，在文明结构上突破了经济单线发展的窠臼，在文明动力上重构了发展要素的辩证关系，在文明目标上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导向，标志着多元文明共生演进的新方案的开创，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重要动力。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受制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片面追求经济指标，把物质财富的增长视作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抗和冲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与文明危机。资本主义自然观将自然界看作“钱袋子”“取款机”，以征服者的姿态面对自然，以掠夺的方式开发自然，甚至把牺牲环境视为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马克思认为这种“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19]；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0]559-560。因而，这种对自然环境进行不可修复式破坏的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单向度的文明，正日益走向穷途末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1]，“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0]560，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问题。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生态领域的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摒弃了资本主义文明掠夺自然、转嫁生态危机的错误行径，不仅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方式改造和利用自然，而且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两手抓”，超越了资本主义异化的生态文明观，使物质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开辟了文明存续的新可能。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弊端集中表现为资本积累规律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商品拜物教引发的人的发展的片面化与物化。资本家占有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而普通民众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匮乏。这种两极分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分配失衡，更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严重脱节。当资本逻辑成为社会关系的支配性原则时，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丰裕，而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却被物欲的无限膨胀所吞噬。在精神生产方面，精神创造活动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诗歌被点击量衡量、哲学被市场价值评估，精神生产的创造性被交换原则彻底消解。在精神需求方面，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制造虚假需求使人陷入更深的精神异化中，幸福感被数据指标表征、文化品位被品牌符号定义，人的精神世界沦为资本循环的附属物。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摒弃，首先体现在其以共同富裕重构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共同富裕在制度设计上保障了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在价值取向上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这种变革使社会财富的增长真正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而非资本增殖的无限欲望。在国内，中国坚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国际上，中国以增强国际社会发展的融洽性、普惠性、平衡性为目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开展完全平等的合作，增加了与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其次，这一摒弃还体现在重构了物质发展与精神丰富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发展新方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2]299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的精神生产从资本逻辑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使精神创造回归其丰富人的本质力量的本来目的，使精神消费基于人真实的精神需求。人们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充实不再依附于物质占有，反而能够填补物欲膨胀带来的空虚。这种摒弃不是简单的价值复归，而是生产方式变革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必然反映。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和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生硬地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崇尚竞争与胜利，追求获得与占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1]34。这种关系将人的类本质降格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使社会关系沦为冰冷的货币关系，并把人的价值实现简化为资本积累的量化过程，这是资本主义文明在人与人的关系领域的异化现象，本质上源于资本增殖逻辑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支配。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人与人关系的超越，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层面的根本变革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抗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言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显现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实践形态。这种分配正义不仅打破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重构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基础。当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不再是异己力量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直接依赖，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实现了从“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性转变。在共产主义社会，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社会共识时，竞争逻辑就让位于共生逻辑，占有欲望就升华为创造激情。由于人们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人与人之间无需因为经济利益的不同而出现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和谐，人恢复了其作为“类存在物”的丰富内涵，开始自觉为他人奉献和服务，人的自由个性能够真正实现。

（四） 在对外交往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平发展”理念，批判侵略扩张逻辑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各民族间的封闭状态，引起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使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然而，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其民族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都充斥着残酷剥削与暴力掠夺。资本主义文明从起源上就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22]，其在文明交往中体现为确立“西方文明中心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霸权。

资本主义文明总是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逻辑来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强调世界文明体系中唯“西方”独尊，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具有无上的优越性，值得所有文明无条件照搬和模仿；而其他文明则被看作边缘性的文明，只能围绕资本主义文明运转。这种通过贴标签的形式将人类文明粗暴地划分为“中心—边缘”文明等级的行为，无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罔顾人类文明的平等性。

文明冲突论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典型表现。它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国家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主要根源，人类文明要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单一模式，那些不愿被资本主义文明“同化”的文明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降低冲突风险和规避战争危险。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资本主义文明举着“文明中心”与“文明优越”的“高尚”旗帜，承担起了“帮助”半开化国家和殖民地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化”进程的“文明教化”责任，这一过程采取植入式的方式，甚至采取经济、军事等强制措施要求他国照搬其文明模式。在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意识形态阐释下，这些“不文明”行为也被“文明化”了。

资本主义文明的“教化”行为显然夸大了“异质”文明之间的对抗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战略利益考量，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伪装，服务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对全球文明“秩序重塑”的需求。资本主义文明教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水平，而是为了输出自身的文明观念，为了分化、遏制甚至吞噬其他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构筑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文明体系，进而为其以战争暴力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的行为辩护并确立其合理性，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统治世界的野心，本质上延续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

任何文明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基础，照搬到其他国家只会“水土不服”，甚至会产生社会动荡。因而，在文明交往中，资本主义的文明神话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23]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文明显现出“野蛮本性”，这一文明形态终归不是永恒的，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形态，而是历史性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文明的殖民掠夺与侵略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动荡与冲突，并非文明交往的“主旋律”。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交往中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文明多样性，追求文明间平等对话。从时代坐标来看，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从民族坐标来看，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交往中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24]，强调文明多样共存，需要交流互鉴才能共促发展、繁荣共生，而不以制度、信仰等划分文明集团，打破了文明之间的“黑暗森林”法则和文明冲突的陷阱，是世界各国应该承认、遵循的文明发展准则。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交往中坚持合作共赢、和谐共生、平等互惠，坚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化解冲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下的“长臂管辖”和“世界警察”。在这一原则指引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倡议，努力建设具有包容性的现代文明秩序，努力维护国际关系公平正义，为解决全球性文明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成为纾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坚力量。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它既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又克服其固有弊端；既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又回应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与人类文明追求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使人类文明发展更加符合历史进步趋势，因而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全球文明治理新格局

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在批判性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彰显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现代新文明。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标志着全球文明治理正在发生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方面，治理主体产生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向多元文明主体平等参与的转变。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式，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单向度文明叙事，强调不同文明主体在平等对话中共同进步、多元共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文明支撑。另一方面，治理理念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优势向共商共建共享转变。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终极目的的文明发展范式，更加关注“人”在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加关注人类文明的普遍福祉与长远发展，推动形成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文明发展格局，探索出一条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文明发展路径。

这些趋势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沿着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方向稳步前进。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通过重构全球文明治理的价值坐标，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图景，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独立自主、符合自身国情的文明发展新路。当前，资本主义文明虽未完全消亡，但其内在矛盾日益凸显，全球文明发展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点。如何减少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发展代价，如何避免陷入“依附性发展”的陷阱，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确证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它倡导发展中国家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基础上，构建符合自身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的文明形态；主张以平等、尊重、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强调通过深化文明互鉴，推动全球文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模式。未来，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完善，其世界历史意义将进一步彰显，推动全球文明治理格局发生更加深刻的变革。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引领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这一新形态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成果，更是其实践转化的现实样态。它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以确凿的历史事实证明了非西方文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性，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现实佐证，显著提升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引领力。

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一国文明形态的具象化呈现，也承载着一国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引领力。其一，中国通过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等成就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理论预设转化为可验证的实践真理，打破了西方话语霸权设置的认知壁垒，消解了西方建构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迷思，通过具体可感的实践成果确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巩固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谱系中保持鲜明特色，增强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3]46。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构建繁荣的世界文明图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同。

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四大时代课题：一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二是如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三是如何推动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的良性互动；四是如何构建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这些时代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经济发展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两个结合”，促进文化繁荣；在国际关系方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治理方面，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些实践探索观照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文明治理确立了科学的价值指向

回首过去，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了人类文明的阶段性进步，但其固有矛盾和根本缺陷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跃升日益凸显且无法在资本主义文明框架内解决。这决定了它必然要被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所取代，这是文明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资本主义“痼疾”的必由之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辩证否定的方法论原则，既揭示、批判了既往一切文明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悖论，又吸收了其积极成果。这一历史过程顺应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规律，契合未来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使世界历史更加合理、更加有序地向前发展。

立足现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少数人的利益是资本主义文明维护的对象，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发展思想，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价值追求，并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推动全球文明发展呈现新面貌。它秉承中国与世界统一发展的文明理念，立足中国实际，着眼全球发展，以缓解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风险为己任，以世界眼光关注中国和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国家、种族、肤色和意识形态等差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它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各国互利共赢，以公平正义的交往准则积极寻找世界各国人民利益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以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倡导全人类共享文明发展成果。这些理念和做法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

面向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价值指向是解放全人类。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指导，始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理想，将实现全人类解放作为人类文明的价值旨归，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人类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归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全人类解放的追求，始终建立在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基础之上。它不输出模式，不强加于人，而是通过自身实践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通过交流互鉴丰富人类文明。这种尊重多样性、倡导包容性的文明观，正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当今，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朝着“自由个性”的文明状态稳步前进，虽然距离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仍有一定距离，但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未来必将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必然会为人类文明发展、为人类解放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