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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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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新兴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旨在融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特定国家或区域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认知。[1-3]然而,纵观现有研究,其研究路径仍囿于传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方向,聚焦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战略竞争、涉华机构设置与对外政策调整,通过解析行政与立法部门的互动、大国战略布局等,揭示地缘政治运作的逻辑[4];历史学方向,聚焦区域或国家的历史遗产、文明演进及关键历史事件的长期影响,通过梳理殖民遗产、民族国家构建脉络等,阐释区域发展的历史根基[5];地理学方向,聚焦地理空间属性、人地关系及地缘安全环境演变,借助空间分析、区域比较、冲突治理机制等,解析地理要素与安全、发展的深层联系[6-7];人类学方向,聚焦社会空间的多维度建构、跨文化互动与微观社区实践,通过参与观察、借助文化相对论等方法,呈现小型社区与宏观世界的互构关系[8]。以欧洲研究为例,学界普遍关注中欧关系[9-10]、经济贸易[11-13]、绿色能源转型路径[14-15]、数字经济发展模式[16-18]、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应对[19-20]等议题,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政治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或历史脉络,却未能深入触及一个核心命题:政治经济现实的形成、政策的合法化推进以及行为体的身份定位,本质上都离不开话语的建构与操控。话语不仅能留存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变迁痕迹,更能通过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参与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重塑。[21]现有研究对“话语如何塑造认知、合法化行动、主导利益博弈”这一核心机制的忽视,导致其难以穿透表象,触及区域国别行为体真实的战略意图与认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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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超越表象、深入理解行为体的内在认知逻辑与动机,区域国别研究或许需要一场“语言学转向”,即运用语言学的实证方法和分析技术,探究区域国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挖掘语言符号背后的认知模式、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逻辑,打破传统研究对现象的表层解读。[22]这一转向意味着研究范式的革新,即将话语提升为核心分析对象。这就要求学者超越将语言仅视为信息载体的传统观念,应深入考察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动态地形塑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政策逻辑、价值排序与战略偏好。语言不仅是沟通媒介,更是建构社会现实、实施权力运作与合法性争夺的关键场域。当代研究也日益认识到,国际行为体的战略意图、身份认同与政策合法性,无不通过特定话语策略得以形塑与传达。[23-24]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批评话语分析突破传统研究对表层现象聚焦的研究范式,从意识形态互动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行为体如何运用话语策略为其行动赋予正当性,从而为解码区域国别行为体的认知逻辑与战略操控提供一把关键的“语言之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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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欧盟尤为擅长运用复杂的话语装置构建其“规范性力量”身份,为其政策寻求合法性。本文选取“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税”作为研究案例,分析欧盟官方话语,揭示其如何借助话语策略,将保护主义措施建构为应对“全球产业链失衡”的技术性调整,并将自身与中国分别塑造为“规范共同体”与“系统竞争者”,以此尝试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探索一条批评话语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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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语料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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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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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创新、成本优势及高效供应链,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率大幅提升,在欧盟市场的表现尤为突出,引发了欧洲不同社会群体的担忧。一些欧盟领导人担心,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大量进口会使欧洲的传统车企在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25];同时,由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技术先进,有人担心欧洲汽车产业将面临核心零部件依赖的风险,进而削弱欧盟在低碳技术研发上的投资动力[26],甚至可能威胁本地就业并造成产业空心化[27]。面对各方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矛盾心态,欧盟持“谨慎”态度。[28]为应对这一局面,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10月启动反补贴调查;2024年7月4日初步裁决,提议征收反补贴税;2024年10月,该提案经成员国投票后正式实施。然而,在此过程中,各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存在分歧,法国、意大利等国因其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影响力减弱,在投票时表示支持[29];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马耳他则明确反对,因为其经济高度依赖汽车产业,担心加税会对本国生产和就业造成压力[30]。最终投票结果为10国支持、5国反对、12国弃权,提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与此同时,欧盟主要领导人围绕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口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游说活动,在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加税政策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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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文从欧盟委员会官网(https: //commission.europa.eu/)选取2023年10月—2024年10月欧盟发布的政策声明及相关领导人公开演讲作为语料。首先以“China”“electric vehicles”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随后进行人工筛选,剔除检索词出现次数少于5次及没有注明发言人的文本;最终得到13篇有效语料,共计29 003词,包括2篇政策声明、11篇演讲。具体语篇信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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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列欧盟领导人的讲话均出现在欧盟反补贴调查和政策磋商的关键时间节点,涉及政治、外交、媒体、学术等场域,具有重要的政策引导和舆论影响力。例如,2023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首次提及“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补贴的调查”;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执行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调查启动时,公开强调维护“公平竞争”与“合理市场准入”;2024年,欧盟委员会执行主席维斯塔格在谈及欧洲制造竞争力与供应链安全时,亦将中国及其产业链列为关注点;欧盟委员会专员布雷顿、西姆森和胡克斯特拉多次在能源、工业和气候政策相关会议上发表讲话,围绕“欧洲绿色转型”与“供应链安全”展开。这些讲话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欧盟为协调内部立场、塑造政策正当性而进行的系统性话语实践。这些话语实践其实就是构建加税合法化的过程,也是使加税政策最终得以通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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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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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Leeuwen[31]106基于权力和话语的关系,提出四种合法化话语策略:权威化(Authorization)、正当化(Moralization)、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寓言讲述(Mythopoesis)。具体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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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合法化话语策略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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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化策略是指通过援引法律、规则或权威人物的支持来增强决策的正当性,具体又分为惯例、权威和推荐。“惯例”是指借助长期实践形成的传统惯例或旧制,使某一行为被广泛接受,并形成常规;“权威”包括非个人权威(如社会机构、组织)和个人权威(如个人名誉),用以赋予某一行为或实践合法性;“推荐”则依托专家和榜样的影响,体现社会对某一行为的普遍认同。正当化策略则是通过道德评判和价值观为行为提供道义支持,又细分为评价、抽象化和类比。“评价”指依据经验或科学标准,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评估;“抽象化”指通过简化或理论化的方式,将具体行为与更广泛的社会规范联系起来;“类比”则是通过与已有成功经验的对比,来增强行为的合理性。合理化策略通过展示行为的目标、手段及效果的合理性来证明其必要性和有效性,分为理论合理化和手段合理化。“理论合理化”强调通过理论解释和逻辑推理,使行为符合社会价值和理论框架;“手段合理化”则通过具体的目标、方式和效果,来确保行为在实践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寓言讲述策略是通过构建理想化的故事或寓言,为行为提供理想化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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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两位研究者使用UAM CorpusTool3.0软件,分别对语料依据合法化话语策略进行分类统计和标注;标注完成后,通过卡帕系数检验两位研究者编码的一致性,结果为0.848,表明标注结果具有良好的客观性与一致性。对于少数标注分歧,两位研究者与第三位领域专家共同依据语料语境、理论定义进行复核,最终达成共识,确保标注准确。在此基础上,再依据合法化策略对语料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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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法化话语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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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法化话语策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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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识别出77例合法化策略实例(见表2),其中,合理化策略占比最高,达57.14%;其次为正当化策略(22.08%)和权威化策略(15.58%);寓言讲述策略比例最低,仅占5.19%。由于寓言讲述的使用相对有限。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权威化、正当化和合理化三种策略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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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法化话语策略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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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威化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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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未使用“惯例”和“推荐”两类子策略,而在权威化策略中,又大量运用非个人权威策略(如国际法律和WTO规则),占比高达91.67%,远超个人权威(8.33%)的使用(见表3)。这表明,欧盟在合法化加税政策时,更倾向于依托外部法律体系和国际规则,而非依赖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力。援引国际规则和法律体系,能更直接地引导受众相信其政策符合国际规范,从而彰显欧盟在维护全球贸易秩序中的正当角色。这种选择也契合欧盟一贯强调的规则导向的价值观与政策实践[32],是欧盟规范性外交的惯用策略[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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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In the last few weeks,we have also launched investigations under our Foreign Subsidies Regulation.(Vestag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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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The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WTO rules and EU law and is grounded on solid facts and evidence.(Dombrovskis,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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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We are using trade defence instruments to fight unfair and injurious trade practices,fully in line with our internation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Dombrovskis,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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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主要通过三类非个人权威策略构建加税政策的合法性。一是依据反补贴调查程序,强调加税措施是“基于欧盟反补贴调查结果”,例1强调程序符合欧盟法律及国际补贴规则,以程序公正性论证政策合法性。二是援引WTO等国际贸易规则,例2明确表示,调查完全遵循“WTO规则和欧盟法律”,既强调政策合规性,也突显其维护规则导向的贸易秩序立场。三是诉诸国际权利义务,例3将加税表述为“行使国际权利与义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从而将政策正当性延伸至全球治理层面,超越地区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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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策略共同体现出,欧盟将政策合法性锚定在可验证的多边规则体系中,试图通过法律程序、国际规则与全球治理义务的三重嵌套,将政策争议转化为技术合规性问题,既规避社会对其政治干预的质疑,也强化其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身份。欧盟这种话语建构不仅服务于其内部共识的达成,更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规则框架,接受其加税的“普适正当性”。欧盟借助国际规则的“去人格化”权威,巩固自身作为全球贸易秩序维护者的制度性霸权,以体现其“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身份定位[34],既为可能出现的贸易争端预设法律抗辩基础,也降低了单边政策可能引发的国际对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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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当化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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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料中,欧盟主要运用正当化策略的评价策略构建其行为正当性。如表4所示,评价策略共出现了14次,占正当化策略总数的82.35%;抽象化策略出现3次,占比17.65%;类比策略没有出现。这一分布表明,欧盟更倾向于通过明确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评估来支持其政策,而不是依赖抽象或类比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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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China has built-up a strong position,not always playing fair.(Vestag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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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Because a China that plays fair is good for all of us.(von der Leyen,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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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But we need this relationship to be balanced,reciprocal and mutually beneficial.(Breto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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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for reciprocity in public procurement,so that European companies benefit from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s Chinese companies do in the EU.(Breto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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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频繁使用“公平竞争”“透明公正”“互惠互利”等价值性概念,以此构建其道德正当性。例4与例5将“公平”作为核心道德标准,暗示中国的市场竞争行为存在“不公平”,从而将加税政策塑造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必要举措;例6与例7则通过强调“对等”与“互利”,将加税与追求国际贸易平衡的道德原则相结合,将加税政策表述为追求公平竞争的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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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评价性话语的频繁使用,强化了加税政策符合欧盟的价值外交原则[33]9,服务于其“价值导向”的国际定位。类似的话语策略也见于欧盟其他政策领域。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对苹果公司开出5亿欧元罚单,指控其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实则是通过规则制定权为欧洲数字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在气候政策方面,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公平竞争”为名,要求进口钢铁、铝产品承担与欧盟企业同等的碳成本,以此推动全球减排规则向欧盟标准靠拢。这些案例表明,欧盟善于将经济利益诉求嵌入国际主流价值话语,把加税等保护性政策构建为对全球秩序与道德原则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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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理化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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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5所示,在话语表述中欧盟主要使用了合理化策略中的手段合理化策略,其共出现37次,占比84.09%;理论合理化策略出现了7次,占比15.91%。这一分布反映出,欧盟主要通过阐述政策目标、实施手段及预期效果,为加税政策提供直观的正当性依据,而非依赖理论或科学解释。这种倾向既体现了欧盟在经济决策中的务实主义取向,也说明其注重以直观的话语效果争取政策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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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 To protect our own market and industry,higher import tariffs for Chinese electric cars are probably getting unavoidable.(Hoekstra,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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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 These subsidised products-such as the electric vehicles or,for example,steel-are flooding the European market.(von der Leyen,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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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 Every time we suspect that any foreign company has been unduly advantaged in a public tender,we dig further.(Vestag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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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 We saw the playbook for how China came to dominate the solar panel industry. First,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its large domestic market,usually requiring joint ventures. Second,acquiring the technology,and not always above board. Third,granting massive subsidies for domestic suppliers,while simultaneously and progressively closing the domestic market to foreign businesses. And fourth,exporting excess capac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t low prices.(Vestag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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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段合理化方面,例8以保护欧盟市场和产业为核心目标,将加税描述为应对外部竞争的必然选择,暗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对市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例9使用“洪水”的隐喻,强化了中国产品低价涌入的危机感,通过“趋近化策略”[35]突显政策紧迫性;例10则强调调查和反倾销措施的主动性,将加税塑造为纠正不公平竞争的合理反应。在理论合理化方面,例11通过梳理中国在太阳能产业的主导路径,构建了一套“吸引外资—获取技术—提供补贴-低价出口”的因果叙事,以此为加税政策提供经验类比与逻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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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合理化策略本质上是将产业保护诉求转化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共话语。欧盟通过风险化、非合理化中国出口行为,既规避了国际社会对其单边保护主义的批评,又将政策合法性建立在“维护市场稳定”的普适性逻辑中。手段合理化策略与理论合理化策略的配合使用,反映了欧盟在全球化与产业压力下的矛盾立场:既需依托多边规则维持自身“规范性力量”形象,又需通过选择性话语策略为本土产业构筑保护壁垒。这种策略的系统性运用,不仅展现欧盟对国际话语规则的娴熟掌控,也折射出其在产业竞争力面临挑战时,试图通过话语霸权维护自身影响力的深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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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认知逻辑和意识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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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合法化话语策略都是基于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36]欧盟在加税话语中对合法化策略的运用,不仅反映出其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口的特定认知立场,也揭示出其深层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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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质“我方”:经济“受害者”和价值“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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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通过合法化话语策略强调其经济利益所受“损害”和价值观所受“冲击”,合力塑造欧盟成员的经济“受害者”和价值“共同体”身份,进而为其对华实施加税政策建构起必要性与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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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欧盟通过话语实践将中国建构为“存在性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会使欧盟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欧盟运用正当化策略把中国新能源汽车隐喻为“洪水”,将其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描述为对欧洲市场的“洪水般冲击”。按照这一认知逻辑,加税便成了应对这种“危机”的正当防御。除了构建市场冲击的灾难叙事外,欧盟还反复使用道德评价,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国际化营销塑造为非正当行为,指责中国产业发展依赖于政府补贴,导致欧洲车企在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实质上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话语策略,旨在掩饰欧盟对中国新兴产业与科技崛起的恐慌,担忧丧失其在绿色能源领域的技术主导权。通过诉诸“公平”这一价值伦理,欧盟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塑造为“系统性风险”和“不公平行为”。欧盟担心,若不加干预,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其市场中的份额将突破15%,欧洲车企将可能彻底失去追赶机会,甚至可能使欧洲沦为中国新能源技术的附庸。这种危机叙事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贸易安全化策略,欧盟给自身经济利益贴上“中国挑战”的安全威胁标签,从而为出台加税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同时,此类安全化话语策略有助于消除部分欧盟成员国对反制措施可能会抬高消费者成本的担忧,欧盟委员会通过强调“短期牺牲换取长期竞争力”,试图弥合内部分歧。在此基础上,欧盟进一步运用手段合理化策略,将加税行为构建为保护本土市场、“免受过度竞争”的有效工具,反复强调加税是“保护本土企业生存空间”的必要之举,旨在为大众、雷诺等传统车企争取转型时间,稳定就业,并避免因产业空心化引发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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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欧盟频繁用“我们”强调其“共同体”身份。虽然成员国之间对加税政策存在分歧,但欧盟通过权威化策略和正当化策略,将加税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目标捆绑,宣称“保护欧洲汽车工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维护欧洲价值观的使命”。这种话语策略将加税行为从贸易措施提升为“欧洲团结的试金石”,意图将内部各国构建成统一行为体,促使它们在共同利益框架下达成妥协。此外,欧盟通过频繁援引法律权威,强调其规则性和规范性立场,以此打造并强化其作为“规范性力量”的价值身份。欧盟一直致力于将其价值规范向国际社会扩散,通过G7、G20等多边平台推广其“规则+价值观”的治理模式。这种规范扩散策略[37]不仅增强了加税政策的国际合法性,也巩固了欧盟作为全球“规范性力量”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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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制化“他方”:经济秩序“扰乱者”和价值“威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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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法化策略同时构建了中国“他者”的身份:系统性竞争者。欧盟话语中频繁使用“国家补贴扭曲市场”“产能过剩”等表述,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归因于“非市场化支持”。同时,欧盟以“公平竞争”为价值尺度审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销售行为,指责中国“以补贴破坏市场秩序”。例如,布雷顿曾宣称:“真正的竞争需要建立在公平和互惠之上。”这种道德化话语将经济问题上升至伦理层面,暗指中国为追求市场份额而牺牲全球贸易正义,有损其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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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意识形态方阵”理论所述,话语中的两极分化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建构策略,说话者可通过对消极“他方”和积极“我方”对峙性身份的建构,实现自身合法化与对他人去合法化的目的。[38]如图2所示,欧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构建中国与欧盟的对立性身份:将欧盟塑造为“国际规则的捍卫者”与“碳中和的守护者”;而将中国标签化为“规则的挑战者”,指责中国“以环保之名行倾销之实”;将自身的加税行为宣称为“纠正市场扭曲”“维护多边体系”的必要之举,而非单纯惩罚中国。这种身份建构掩盖了欧盟对自身的保护主义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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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欧盟借助危机叙事和规则性价值叙事,有选择性地运用权威化、正当化与合理化策略,构建了欧盟与中国在国际贸易秩序和社会价值观上的二元对立:将自身塑造为受害者和自由贸易秩序的捍卫者,将中国建构为“规则破坏者”和制度性他者。这种话语叙事和对立性身份建构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操控策略,其真实意图在于推行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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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欧盟加税合法化意识形态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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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此类话语内部存在的显著张力。例如,当中国援引WTO规则质疑欧盟关税时,欧盟委员会转而援引“安全例外条款”进行辩护,这与其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叙事存在根本性矛盾;欧盟对华新能源汽车加税政策,与其《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碳边境调节机制》《反胁迫工具法案》等一系列措施一脉相承,都属于单边性限制举措,与其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些政策实质上是行安全名义下的保护主义,印证了部分学者的观点:近期欧盟在立法目的和立法理念方面出现重大转变,“反映出当前欧盟的竞争力焦虑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39]。欧盟还试图通过构建“碳边境调节机制+产业补贴审查+反倾销调查”三位一体的规制体系,重塑全球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欧盟加税政策实质上是争夺技术标准制定权的尝试,是推动“欧洲经济安全化战略”[40]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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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欧盟频繁援引法律规则和价值伦理,为其加税措施增加价值正义色彩,这是欧盟近期提出的“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的典型表现。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指出:“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在全世界推广我们的价值观符合我们的利益。与此同时,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植根于我们的利益之中······未来几年,我们的对外行动将以有原则的实用主义为指导。”[41]这说明欧盟试图在价值观和现实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也构成了其加税话语策略选择的根本动因:一方面强调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口对欧洲经济利益的“冲击”,另一方面高调指责中国“违反公平竞争”理念。双管齐下,既保护了本土产业利益,又占据了价值道德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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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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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围绕“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税话语如何通过合法化话语策略实现政策正当性建构”这一核心问题,对欧盟官方政策声明与领导人演讲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发现:欧盟在涉华能源话语中,虽频繁以“价值观外交”为叙事包装,但其话语实践的实质是维护欧洲本土汽车产业利益、缓解新兴经济体技术竞争带来的焦虑,并巩固自身在全球绿色能源治理中的规则主导权。欧盟的话语生成,既体现了区域内部的利益平衡机制,也反映了其区域认同建构的动态过程。欧盟所谓的“规范性行动”并非脱离利益考量的单纯价值输出,而是与其内部产业利益分配、地缘战略布局深度绑定。因此,既要避免将其“规则+价值观”的治理模式简单等同于对全球共同利益的追求,也需充分认识到欧盟在积极推动其政策背后隐藏着对欧洲利益的追求,未来还应研究欧盟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在国际规范领域的长期立场和表现,深入剖析其规范性行动背后的内部利益结构,避免把内部规范输出与追求全球公共利益混为一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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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剖析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税这一典型案例,认清其话语操控的本质和策略性特征,有助于中国知己知彼,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反话语叙事策略。例如,中国在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倡导构建“新能源汽车命运共同体”,强化了其作为全球绿色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身份;针对欧盟“不公平竞争”的指控,中国可以用数据表明政府补贴在企业整体收益中占比有限;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指责欧盟违反非歧视原则,并将自身定位为“多边贸易秩序的维护者”。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和欧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叙事博弈,实则是21世纪新型国际秩序建构权的争夺。欧盟试图通过话语操控,将技术标准、产业政策与意识形态深度融合,以维持和扩展其规范性权力治理模式。面向未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应致力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替代性话语,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此外,面对欧盟的单边加税政策,中国应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共同构建技术共享与产业协作网络,以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例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立新能源汽车技术转移平台,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电池技术、充电设施标准及绿色制造经验。此举不仅能够强化中国作为全球绿色技术贡献者的形象,还能通过集体行动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形成对欧盟单边保护主义的制衡力量。中国也可联合金砖国家、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在WTO框架内推动建立更为公平的补贴认定标准,避免将合理的产业政策简单归类为“非市场行为”,从而瓦解欧盟将加税政策正当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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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国别学而言,本文所展示的批评话语分析路径,提供了一套揭示行为体话语“深层语法”的关键理论工具。这一路径促使研究超越“行为体做了什么”的简单描述,进而深入解释 “其为何如此行事”以及“如何使其行动显得合情合理”。将批评话语分析系统引入区域国别学,意味着将具体话语实践置于区域认知结构与宏观权力关系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借助理论工具,解密语言背后隐藏的立场与意识形态,推动研究从现象描述走向深层阐释,从而在语言与认知的维度上完整揭示行为体的思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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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区域国别旨归”也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的丰富现实场域与复杂政治文化语境,促使批评话语分析必须进一步超越文本,直面地缘政治、历史传承与制度结构的影响。这一跨学科实践,不仅拓展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应用边界,更推动其发展出更具语境敏感性、更能精准回应现实复杂性的分析框架,从而增强其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力与解释力。例如,本文通过聚焦特定超国家行为体发布的能源主题话语,拓展了已有的能源话语研究范畴,推动了能源话语的区域国别化转向,既有助于区域国别学在话语研究维度上实现理论拓展与方法论创新,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能源话语研究的中国关切和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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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批评话语分析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与方法论的双向赋能。前者为解读区域国别行为体提供了揭示其内在“语法”的关键锁钥,后者则为话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与验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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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欧盟涉华能源话语为分析对象,从合法化策略角度切入,探讨批评话语分析在揭示区域国别行为体认知取向与深层逻辑方面的方法论价值。研究发现,欧盟通过援引国际规则与法律程序实施权威化策略,借助“公平竞争”等伦理话语构建正当性,并综合运用理论合理化和手段合理化策略,将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加税等贸易措施建构为应对全球产业链失衡的“技术性调整”,而非保护主义行为。这类合法化话语策略在意识形态层面推动了“自我—他者”二元身份建构:将欧盟内部塑造为统一的经济“受害者”与价值“共同体”,将中国塑造为“规则挑战者”与“系统性竞争者”。其本质在于掩饰欧盟对新兴经济体崛起与产业竞争压力的深层焦虑,并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强化其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全球影响,巩固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话语主导权。通过解析话语实践背后的立场逻辑,不仅深化了对区域国别研究对象认知结构的理解,亦在方法论层面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路径。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Us China-related energy discour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ing th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in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orientations and underlying logics of area-specific actor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U employs authorization strategies by invoking legal framework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repeatedly emphasizing rights and obligations;moraliz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ethical principles such as fair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oretical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thus framing trade measures such as tariff increases as "technical adjustments" to address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mbalances, rather than protectionist acts. These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contribute to an ideological binary that positions EU member states as economic "victims"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values", while portraying China as a "rule challenger" and "systemic competitor". Essentially, this practice aims to conceal the EUs deep-seated anxieties over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ical power, while strengthening its global influence as a "normative power" and consolidating its discursive domin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By uncovering the positional logic behind discursive practices, this paper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gnitive structures of area studies objects,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CDA-based approach for area studies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Area Studies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legitimation ; EU ; energy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