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球生态治理，逐步形成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的创新理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以其全新的全球视野与人类关切，兼具“生态”与“外交”双重特性，引起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从内涵规定来看，“习近平关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从深层次理念基础到明确的目标指向，再到共谋行动的依赖力量，最后到具体行动原则和行动方式，环环相扣，以中国国内（际）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为理论关切，形成了一个具有严谨逻辑结构和清晰组成要素的完整的科学体系”^[1]。考虑到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以及对准确引用相关论述的较高要求，本文在探讨海外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知反馈时，适当扩展范围，将其大致等同于海外学界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与国际层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实践的整体认知。

鉴于中美关系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占据关键地位，本文拟重点考察美国学界（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和智库）^①非华裔学者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所持的情感倾向、具体认知与实践导向。在研究样本选取上，力求全面覆盖那些具有国家决策层面影响力的美国学界精英人士^②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反馈。系统分析美国学界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内涵、动因机制、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认知特点，有助于探索引导美国学界乃至国际社会形成对该理念积极反馈的可能路径，从而在理论层面为中国生态外交提供有益的第三方参照，在实践层面促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一、 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意涵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美国学者逐渐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产生研究兴趣。系统梳理可见，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成逻辑与重点议题上，具体表现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解读与制度分析、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点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议题的研究。

（一）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解读与制度分析

在美国学者现有研究中，既有对生态政策形成过程的动态分析，也有对生态政策背后政治逻辑的系统梳理。佩斯大学兼职教授、佩斯能源和气候中心执行主任Hart等聚焦于中国气候政策的形成过程，指出中国的气候政策是在政府主导下、经由相关利益方达成共识而制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承担气候工作的领导与协调职责，国有企业通过经济力量施加影响，专家组织则借助专业知识发挥影响。^[2]南加州大学经济学与空间科学教授Kahn等则另辟蹊径，从微观经济学视角入手，重点关注家庭、企业和中国各级政府的微观行为，以辅助理解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挑战之间的复杂关系。^[3] Guttman等引入比较制度研究方法，以西方“自由而失败”的生态治理模式为镜鉴，探讨中国生态治理背后的制度化进程，他们认为，中国生态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界限，有效吸引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设。^[4]

除对宏观制度进行分析外，部分学者聚焦于具体问题的探讨。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与社会学教授van Rooij等关注中国生态文明政策中监管主体的多元化议题，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指出，监管多元化不必然伴随监管权力的去中心化。^[5]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apna等着眼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转型与清洁能源发展的内在联系，指出“新常态”更注重增长质量，有助于推动经济向低碳发展路径转型。^[6]此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法律与政治学教授Stern聚焦于中国2007—2013年设立的130多个环境法庭，对其展开深入研究，他认为这一制度发展有望重塑环境法的实施格局，但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有待解决。^[7]

（二）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点问题的关切

美国学界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双碳”目标和“一带一路”倡议两个重点领域。针对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美国学者重点关注目标的实现路径与现实可能性。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编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引用英国《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的研究——“高收入国家是全球生态崩溃的主要责任者，它们欠世界上其他国家一笔生态债”^[8]，强调全球北方国家的过度排放以气候债务的形式对全球南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生态压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燃煤电厂数量的增加并非在“双碳”目标上的退步，实际上有益于中国逐步摆脱对煤炭的依赖。^[9]曾入选“美中50人”^③的知名中美关系学者Finamore等认为，中国只有继续坚持并显著减少碳排放，才有可能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的目标。^[10]萨塞克斯大学副教授、查塔姆研究所环境与社会中心副研究员Geall等对中国低碳转型措施开展评估分析，指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虽然面临挑战，但却是必须完成的目标；向清洁能源转型将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新兴行业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11]

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美国学界偏重于探讨其潜在的生态影响。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教授、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Gallagher等聚焦“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指出，中国政府正持续将环境可持续战略规划与绿色发展目标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12]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Elkind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并提出若干应对策略，包括推行有约束力的环境指南，以减缓负面影响。^[13]

（三） 对中美关系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议题的研究

部分美国学者聚焦于生态文明公平正义^④议题。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教授、全球研究主任Gellert等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态不平等，深入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地区）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取能源和其他资源的结构性过程，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不平等交换关系。^[14]

另一部分美国学者倾向于从政治制度维度展开分析。他们在比较中美两国生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差异背后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分野。例如，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布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治理项目联合主任 Young等人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存在路径差异，其背后是两国不同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深层治理逻辑与制度化影响。^[15]

还有学者侧重于中美生态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非常驻研究员、加州-中国气候研究所高级顾问Barnes等强调，全球气候灾难能否有效遏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成效；中美两国开展气候合作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起点。^[16]美国知名中国与亚洲事务专家、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等聚焦中美关系的整体框架，指出在双方竞争日趋激烈的表象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互相依赖关系；作为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在环境等诸多领域双向互动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17]

二、 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动因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始终从多角度保持着密切关注。与国内学界偏重概念解读的研究取向不同，美国学界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战略意图与潜在影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有着自己的考量，其研究总体上有以下四种归因视角。

其一为环境历史投射归因。有学者提出，中国成功建立并延续四千年的独特文明形态，是推动中国生态变迁的重要历史动因。^[18]414中国环境史研究重要学者马立博在其著作《中国环境史》中，系统梳理了中国从古至今的生态实践，将中国古代环境史与中国当代环境实践进行相互对照，考察历史经验对当代环境的持续影响；他认为，中国环境史所蕴含的生态治理智慧，构成当下中国生态环境行为的传统动力，并为“和谐”与“生态文明”等理念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背景。^[18]423-424

其二为文化观念形塑归因。既有研究认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形成主要受到三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观。耶鲁大学高级讲师Mary Evelyn Tucker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中的生态观，指出儒家思想将人置于自然关系网络之中，将人与天地视为有机整体，这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中的“共谋”原则高度契合。^[19]35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昆山杜克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James Miller引用《道德经》中的观点指出，社会发展依赖自然环境，其中人类平等、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观念绵延至今，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20]Tucker在普利策中心的研究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等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19]12-13三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Foster强调，生态文明并非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的对应物，而是真正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方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批判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21]

其三为现实需要应对归因。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博士后Henderson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气候行动的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利益，环境问题已经引发公众的关注，促使政府采取积极应对措施。^[22]马立博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中国政府关注全球变暖是出于对西藏冰川生态脆弱性的考量，在该地区即使轻微的生态变化也会引发显著的连锁反应。^[18]388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Koranyi称，中国清洁能源转型的直接动力，源于其大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已经引起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23]

其四为全球战略产物归因。一些学者认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与中国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意图相关。乔治大学副教授Lewis认为，中国为了在巴黎大会谈判中展现更大话语权，因而愿意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中扮演更具建设性角色。^[24]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Luxner以地缘政治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的生态政策，他指出，中国调整碳排放政策并作出承诺，意在替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5]另有学者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对能源资源的追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Economy等研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全球生态建设的中国参与，他们认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是源于对能源安全与资源保障的持续追求。^[26]2，192Henderson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官网发表评论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雄心越来越大，并采取相应的生态行动，部分动机是源于对能源安全的战略考量。^[22]还有学者从经济结构转型战略布局的角度分析中国生态实践的动因。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高级研究员Hart指出，中国的生态外交行动旨在抢占全球高端科技市场，发展清洁能源是中国在关键技术行业获得主导地位的“历史性机会”。^[27]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访问学者Alsayegh从中国和中东合作的角度分析能源转型的世界意义，认为能源转型将有力助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28]

三、 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影响的研判

美国学界密切关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对中国生态建设产生的实际影响。在相关研究成果中，既有对中国生态建设成就的积极肯定，也有对中国生态实践潜在负面效应的质疑，还有学者在评价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一） 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影响的评价

许多学者高度赞扬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及相关生态实践的积极意义。首先，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影响。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习近平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美丽中国”理念深化生态文明内涵，体现出对人类与自然审美关系以及自然内在价值的深刻把握。^[9]Finamore等评价中国气候行动时认为，尽管中国在实现减排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所有迹象均表明中国正在严肃应对这一挑战。^[10]Young也进一步强调，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而欧美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若无中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将难以成功。^[29]美国大学全球环境政治硕士项目主任Judith Shapiro强调，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球意义，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挑战与全人类息息相关，并指出中国庞大的环境足迹部分源于发达国家借全球贸易转嫁污染。^[30]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闻、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Sawyer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议题，世界对中国生产的廉价消费品的需求助推其经济腾飞，但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确保世代拥有健康可持续的地球，国际社会需与中国携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31]普林斯顿大学高草甸环境研究所中国环境小组、史密斯学院中国历史与环境学荣誉教授Gardner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世界影响，他简明概述中国环境危机后指出，应对全球环境治理难题必须破除国别壁垒，推动共同行动。^[32]其次，肯定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领导作用。Geall等指出，在太阳能和风能行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绿色就业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美国在生态领域的退出，为中国成为实际上的全球气候领导者创造了条件。^[11]霍华德大学名誉教授Schwartzman认为，在全球生态文明前景尚不明确的背景下，作为可再生能源生产的领军者，中国有望为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转型开辟新道路。^[33]最后，肯定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举措。Bapna指出，世界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对自然资源构成空前压力，中国所面临的生态挑战并非一国独有，未来中国若能建设成真正的生态文明，将会为其他国家提供示范。^[34]美国新能源产业战略中心（NEIS）创始主任Ladislaw在解读《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时，评价了中国的碳排放现状，她认为，尽管中国在碳减排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正认真对待这一挑战。^[35]未来资源研究所研究员Nelson强调，对中国而言，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扩大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投入规模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也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36]

也有部分学者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及相关生态实践提出质疑。戈申学院机构研究中心主任Heinzekehr声称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更多是为政府行为辩护的政治修辞，而非在事实上改善了中国生态环境，并认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愿景不可能成为现实。^[37] Economy等研究聚焦中国的能源需求，认为中国正在向全世界大规模索取能源。^[26]1哈佛大学教授Thornber等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但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量未必完全落实，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仍在发生，生态政策执行的落差削弱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效。^[38]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Manning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持更为悲观的态度，他对中美合作成效表示失望，并对中国履行“双碳”承诺的意愿与能力存疑。^[39]同机构的Luxner虽然认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潜力，但认为中国真正意图是利用此机会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权，故而主张对中国进行防范。^[25]

在上述两种鲜明态度之外，也有部分美国学者持中立态度。譬如Foster认为，中国未来发展路径走向尚未完全确定，但无论如何都将会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40]马立博则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尽管国家领导人不断强调生态文明愿景并展现出转型的决心，但相关理念仍存在内在张力，其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18]406

（二）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建议

部分美国学者在评析“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建议。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政治学和环境法教授Barresi指出，1979年以来中国颁布的环境法大多借鉴西方，但这些法律蕴含的西方特质既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又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基本要素存在疏离，影响了实施的效能；他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度如果能更紧密地结合本土生态传统，其法律体系将成为生态转型的有力支撑。^[41]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非常驻研究员Downie等认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生态建设得以有效推进的关键。^[42]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政策高级研究员Kennedy等主张，推进区域一体化^⑤是中国应对气候挑战的重要路径，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助于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及未来更好地实现低碳转型。^[43]Barnes等重申，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对全球气候治理至关重要，双边合作有望开启气候行动新阶段。^[16] Damassa等评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主要碳排放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透明度与2030年碳排放轨迹预测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减排目标的高透明度对于实现气候目标具有基础性作用。^[44]

四、 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认知的特征及中国应对

（一） 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知特征

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意涵、动因与影响的分析与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界对该理念的整体认知与态度取向。受研究者学科背景、机构身份以及认知程度等因素影响，相关研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意识形态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学界的认知视角，不少学者在立论时不自觉地体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预设。总体来看，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知呈现以下特征。

1. 呈现群体性差异

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动因、内涵、影响存在多元理解，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群体性差异。一方面，研究者的身份背景影响认知取向。高校研究人员多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进行分析，而智库研究人员则因其“资政启民”的功能定位^[45]，更注重理念的现实意涵与政策影响。另一方面，学科视角的差异也导致关注重点的分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立足于各自研究领域，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背后的驱动机制形成不同解读，主要观点可归纳为“国际压力论”“政治利益论”“能源安全决定论”与“经济利益驱动论”等类别。

2. 具有实用主义倾向

尽管“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内涵丰富，但是美国学界的整体关注点却集中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因、影响和应对路径等实用层面。现有研究中，对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战略动机分析占据较大比重，显示出其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换言之，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进行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评估和预判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与发展方向，他们关注的并非理念本身，而是该理念实施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的直接影响。主流分析多基于理性选择理论，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中国的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进行研判，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如认为中国强调能源转型决心旨在谋求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进而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3. 存在认知偏差与误读

整体来看，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知反馈以肯定为主。多数学者认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气候政策与能源转型决心对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意义，赞许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诸项举措，认可中国在全球生态行动中展现的大国担当，对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抱有期待。然而，仍有部分学者受意识形态预设影响，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持怀疑态度甚至进行负面揣度。他们完全忽略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客观内涵，拘泥于一国利益视角，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定式，这不仅抬高了美国学界与社会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知与接受门槛，而且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二） 未来中国的应对之策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有必要对美国学界关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知加以引导，推动其向更加客观、积极的方向发展。

一是官方层面，应进一步系统阐释“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基本内涵及实施路径，并优化气候与生态环保议题的对外传播策略。例如，可尝试采用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传播“中国声音”；更多运用具体案例和清晰路径规划辅助说明，避免过于抽象的理念宣介。

二是学者层面，应深化理论阐释，以学术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传播内容的学理深度和人文温度，并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一方面，要“引进来”，积极关注国际学界研究动态，深入了解其知识交流需求。另一方面，要“走出去”，认识到国际舆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失语”即意味着丧失话语权，因此，“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46]，“在回应西方涉华舆论的同时构建新的能源话语体系，在能源话语的框架内不断建构正面的‘自我形象’，以消解负面的‘他者形象’”^[47]。

三是媒体层面，应创新传播理念和方法，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外宣传要注重说服力与感染力，多用平实语言关注现实问题，以提升传播实效。“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8]对内宣传要坚定自信。在评述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时，应保持客观的态度，时刻坚守自身主体性，避免“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49]。这要求我们深刻把握自身发展理念，并保持坚定的理论自信。

如此，官方、学界与媒体协同努力，共同提升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知深度与认同程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研判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50]在此语境下，通过美国学界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洞察到以往不曾留意的若干维度。在准确评估美国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国际传播，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 一般来说，美国学界包括在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与在智库从事专门研究工作的学者。这两类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偏向理论研究，后者侧重政策服务。不过，某些学者可能具有多重经历与身份。对两类学者进行严格区分并不容易，且非必要。故本文出于不重不漏的划分目的，以研究者单位来源作为区分的依据，将单位为大学的研究成果称为学界研究成果，将智库作为来源机构的研究成果称为智库研究成果。

② 高校方面，本文重点关注了美国顶尖高校及高校中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对美国国内生态领域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追踪；智库方面，参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课题组公布的《全球智库报告》，重点关注全美顶尖智库排名（Top Think Tanks in United States）前30位且研究项目分属生态、能源问题等领域。

③ 2017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提名芭芭拉·菲娜莫尔为“美中50人”之一，这是一个由50人组成的团体，他们为发展世界上最复杂、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提供智力支持。

④ 本文所用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概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种际公平。

⑤ Kennedy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于工业经济，它以知识为基础，由技术创新驱动，较之工业经济，其所需要的环境和材料投入大幅减少。

参考文献